黑暗也是一种真理

    认识姬鸿霞，源于对我们彼此而言都是最基础的工作关系：她是《东方剑》杂志的编辑，我是“著书只为稻粱谋”的职业写作者。电话里用声音“认识”之后，简单聊过，知道她居然和我是老乡，自然就亲近了一层。随后就是2006年，我去上海读作家研究生班，学校在上海的郊区青浦，她不远百里驱车去看我，请我吃饭，算是谋了面。再接着就是2010年，举世闻名的世博会在上海绽放，我也跟着全国人民去赶了个热闹，她又是一路陪同，接送，安排吃住行程……随着交往的深入，我越来越有些意外地发现：尽管在上海滩的十里洋场过日月，可她还带着河南妞儿的那股劲：朴实，厚道，热忱，说话是掏心掏肺地说，做事也是掏心掏肺地做。总之不太像个女子，倒像个直爽利落的男儿。

　　于是，拿到她的这本书稿时，心里便有些忐忑。恕我直言，在我的印象里，虽然作为人性各种特点鲜明爆发的聚集地，进行公安文学创作的作家可谓守着一方巨大的良田，但是，长久以来，读者的餐桌上吃到的，却是不那么丰盛的佳肴。因为作物虽然繁多，但厨师们的手艺似乎就那么几样：从1949年到1966年，是“剿匪反特正当家，敌我矛盾正开花”的阶级斗争阶段，就热情而言虽然人人都在高烧，但就文学价值而言却乏善可陈。文革十年没有文学可谈，意义是为文革后的创作繁荣制造了养料：善良与丑恶、真理与谬误、人与妖、是与非……另一种二元化对立成为了公安文学创作的主旋律。第三个时期就是近三十年。《寻找回来的世界》《天下无贼》《十面埋伏》《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读到这些作品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各种思潮、各种观念和各种社会现象的涌动使得我们的公安文学创作终于不那么单纯敌我了，终于不那么二元对立了，终于多元起来了，终于进入了一个黑白是非敌我之间的广阔地带了，终于姹紫嫣红了。——我的忐忑便基于这样的文学背景和鸿霞的个人条件：鸿霞的行事风格既如男儿，她的身份又是正气凛然的警察，写的又是风霜刀剑血泪迷踪的残酷案件，她的笔墨是否也是那种最最传统的二元对立式的铿锵决绝的钢铁之声？如果是那样，我恐怕只有无语。

　　打开鸿霞的文稿，读完，我的忐忑便安静了下来。我确认：我读到的，是一片温柔之心。

　　温柔之心就是仁慈之心。从2007年，她开始尝试公安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有十多年警龄的警察，我接触了很多犯罪人的家庭，他们人生的悲凉与无奈，常常使我泪流满面。有人说，做警察没幸福可言。当你还没来得及为抓到疑犯而惊喜时，你已经在为疑犯的家庭还有被害人的家庭而担心苦恼难受了。”她在跋中的这段话，也许可以解释她的温柔之源。于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她让自己的叙述从“仁慈之心”出发：“什么是仁慈？我想，仁慈就是一种宽容和饶恕吧。只有饶恕生活，宽容别人，以慈悲看人世，你才能在生活的表象下看到很多隐藏在人性中的生存秘密。……我想以一个警察的柔软，给以犯罪者以平等的理解。在这些案件中，我是带着人性的饶恕与悲悯去写作的，我让犯罪人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交织在一起，我想让读者通过这些案件看到人世的苍凉，人生的误解与罪恶，还有温暖与感动。”

　　温柔之心就是尊重之心。尊重从哪里来？源于最朴素的认识逻辑：他是一个人，她也是一个人。一切都从本性的零出发点来看。如此说来简单，但是做到却非常之难。我曾经在某篇文章中如是说：“说实话，我一直不太相信有什么完全纯粹的英雄。英雄在被命名为英雄之前，他应该首先脱胎于一个普通的人。他也世俗，他也自私，情感美文，他也要柴米油盐，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珍重生命，他也惧怕死亡。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他也会为了职位和薪水去钩心斗角，争权夺利。——为什么不呢？正如麦粒的外面包裹着的糠皮。麦粒是饱满的，糠皮是轻浮的。然而，再饱满的麦粒在归仓之前都需要糠皮保护和包装。从一出生起，它就必须和糠皮亲密无间地依偎在一起，难舍难分。……那么，英雄为什么还会成为英雄呢？我比较相信的理由，是英雄个体生命中错综复杂的一刹那。那一刹那，有客观的逼迫：斗也是死，不斗也是死。不如一斗。有职业道德的熏陶：是战士，是警察，退缩就意味着终生的耻辱。也有天性驱使下正义唤起的对弱者的自然同情和对霸者的本能愤怒。——但是，更重要的，也许是他灵魂里最本质力量的一道炽热闪光。在这一瞬间，他便忘掉了一切，跃身而起，把层层的红尘抖尽，让自己所有平凡的基因，在顷刻间于耀眼的光环里朦胧和美化。”